在“小何”的多次勸誘下，去年10月份的一天，汪媛媛打開了辦公電腦，查詢了“小何”發過來的數十條快遞單號對應的收件人信息。身為倉管，汪媛媛有權限查詢該快遞公司在全國范圍內的客戶信息，包括姓名、電話號碼、地址等。
作為回報，汪媛媛很快收到了“小何”發來的微信紅包，按每條信息兩元計價。
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截至去年11月28日荊州警方找到汪媛媛，她一共為“小何”查詢快遞信息4千余條，獲利8千余元。
汪媛媛最初并不知道，她已被“小何”帶進一條買賣公民個人信息的黑色產業鏈。在這條產業鏈的上下游，活躍著大量像她一樣的信息提供者、像“小何”一樣的中間商。數量龐大的個人信息數據被集散和交易后，最終將流到目的各異的人手中，甚至淪為電信網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的工具。
5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非法購買和收受公民個人信息的定罪量刑標準以及相關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系統規定。而根據我國刑法規定，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不出意外的話，等待汪媛媛和“小何”等人的將是法律的懲處。
掌握保健品藥品等客戶的快遞員很吃香
去年9月底的一天，有個陌生人加了汪媛媛微信，上來就發紅包，她以為是騙子，直接刪除了。但對方不斷添加好友，汪最終通過了好友驗證，對方提出要求，請其幫忙查詢快遞單號信息。
汪媛媛的丈夫費元峰（化名）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們最初有些擔心，但對方反復告知“查別人的身份信息不是違法的，不會出什么事情，一個月可以賺一兩萬塊錢”，在對方的反復勸說下，他們動心了。
此人自稱“小何”，從10月初開始，“小何不斷通過電子郵箱將汪媛媛所在快遞公司的一批快遞單號發過來，少則數十條，多則上百條。汪媛媛在內部系統中輸入單號，查詢對應的收件人電話號碼等信息，再將查詢結果拍照發給“小何”。
費元峰說，截至11月底案發時，他們一共為“小何”查詢過28次，共計四千余條信息，往來郵件都保存在電子郵箱里。每次查詢完，“小何”就通過微信轉賬或紅包的方式將錢款轉過來，每條作價2元，他們共因此獲利8000余元。
汪媛媛曾告訴丈夫，自己感覺“小何”像是本公司同事，因為他對公司內部的一些操作流程非常熟悉，但她并沒有去核實過。
汪的感覺是對的，“小何”的真實身份是該快遞公司河北保定分部的快遞員杜其斌（化名）。
5月9日，新京報記者在荊州市某看守所見到了27歲的杜其斌，他告訴新京報記者，自己已經在該快遞公司工作3年多，在快遞員里算比較資深的，公司照顧老員工，將一些長期大量發貨的客戶分配給他，其中就包括一個銷售收藏品的電商商家。
杜其斌說，在快遞員群體里，有銷售保健品、收藏品、藥品等大客戶資源的快遞員很吃香，會有人找上門來，希望能夠通過他們獲取這類商品的購買者的信息，“最重要的是手機號碼”。
杜其斌雖然每天上門取件，但他并不能看到收貨人的電話號碼。他解釋，銷售保健品、收藏品等的商家也深知顧客信息的重要性，為了防止競爭，他們會自行批量打印快遞單，快遞單上的收貨人電話用星號隱藏起來，上門取件的快遞員無法看到，只有當包裹抵達派送環節，負責派送的快遞員通過掃描條形碼才能看到收貨人的電話。
因此，杜其斌雖然掌握著大量的單號，但要想獲取最關鍵的電話號碼，他還需要其他人的幫助。
根據該公司的規定，只有管理崗位的人員有權限通過內部系統查詢快遞信息。杜其斌告訴新京報記者，他通過公司內部通訊錄，隨機聯系了多名各地同事，提出有償查詢收貨人電話號碼的要求，大部分人拒絕了他，但也有河北、內蒙古、湖北等地的四五個人同意了，其中就包括汪媛媛。
快遞個人信息被虛假紀念品詐騙團伙利用
汪媛媛等人查詢出來的個人信息不會在杜其斌手中多做停留，他會迅速將其轉賣出去。他有幾個固定的買家，“聽說是賣紀念品的”，但他稱不知道對方銷售的商品是否合法。
2016年11月，荊州市沙市區解放路派出所對轄區內汪媛媛所在快遞公司進行安全檢查，發現了倉管汪媛媛頻繁登錄公司內部客戶信息系統、批量查詢大量客戶快遞單號信息這一異常情況。
順藤摸瓜，繼續調查過后，杜其斌和他的買主們也進入警方視線。今年2月，在公安部統一部署下，荊州警方分赴河北多個地市，一舉抓獲13名犯罪嫌疑人，繳獲犯罪工具手機40多部，電腦10余臺。
荊州警方介紹，在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中，有多人涉嫌利用購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包括銷售假紀念品、偽劣保健品等等。
偵查過程中，民警發現了犯罪嫌疑人名為“話術”的兩份文件，儼然是一套通過打電話來推銷虛假收藏品的詳細“劇本”。進行電話營銷者號稱是“中國收藏家協會”北京總部的業務拓展部經理，正在組織一次大型藏品拍賣回收活動，他們先期啟動了該省份的藏友資料庫，并“隨機抽取了幸運客戶”。
在這份“話術”中，犯罪嫌疑人聲稱向“幸運客戶”發放一單由“人行行長特批”、“中國收藏家協會會長親自見證”的人民英雄紀念金條，“有極高的紀念價值和極大的升值空間”，在全省只有8個特惠名額，中獎者只需繳納10%的個人所得稅即4980元即可獲得。
不僅如此，犯罪嫌疑人還進一步保證，在即將舉辦的大型藏品拍賣回收會上，國家會負責回收這單藏品，回收價至少是49800元，而且“根據報價師私下透露”，這款藏品的市場價會在6萬元以上。為了獲取信任，犯罪嫌疑人“懇請”電話那頭的潛在客戶幫自己也捎一套，等“國家回收”以后，再把回收款給自己，“定會重重答謝”。
荊州警方介紹，這種通過電話營銷虛假收藏品的行為已涉嫌詐騙。在河北定州等地，此類犯罪活動十分猖獗。
新京報記者檢索發現，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一份今年3月16日裁定的判決書顯示，2015年3月以來，在河北定州，鄭某、高某等多名犯罪分子通過網絡購買大量“客戶信息”，之后冒充“中國收藏家協會”工作人員，電話聯系受害者，以高價收購收藏品為由，讓受害者交納好處費、鑒定費等各種費用，騙取大量現金。判決書中認為，上述行為已構成詐騙罪，上述多名犯罪分子被判處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據媒體報道，河北定州女子王某自2013年起冒充某知名收藏公司員工，打電話向多人推銷熊貓金幣、十二生肖金幣、第三套人民幣等多項虛假藏品，獲利豐厚，被法院認定為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6個月，并處罰金20萬元。而王某進行電話詐騙的前提就是從另一名犯罪分子手中購買多份客戶信息，包括姓名、聯系方式等。
辦案民警表示，近幾年，我國電信詐騙案件持續高發，在這些違法犯罪活動中，公民個人信息的泄露起到了為虎作倀的作用，為犯罪分子實施電信網絡詐騙提供了更精準的信息，讓詐騙活動更具針對性。
快遞公司片區區域經理參與其中
杜其斌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從汪媛媛等人手中以每條兩元的價格收購個人信息，再以每條四元左右的價格轉賣出去，他從中賺取差價。后來，他不滿足于只查詢自己收快遞時掌握的快遞單號，還通過網絡購買更多的單號，查詢出詳細信息后再行賣出。
杜其斌說，快遞單個人信息的價格高低不等，“越新鮮的信息價格越高”，快遞發出后三到五天內的個人信息最受歡迎，他轉手賣出時能賣到四元一條，而半個月以上的信息就“沒人要了”，打包價每條只能值幾分錢。他解釋，時間太久的單號，有可能已經被其他人使用過了，這樣就不值錢了。
警方掌握的“價格表”顯示，一條“新鮮”的快遞單號賣價1-2元，而一條信息完整的快遞單號能賣到5-10元，不新鮮的快遞單號則按照批量打包銷售。
辦案民警分析，“坐在辦公室里點點鼠標就有不菲收入進賬，對于扮演一手數據源頭角色的人來說，錢來得太過容易。正是這份輕松的“快錢”，讓許多人鋌而走險，甚至連快遞公司高管都牽涉其中。在民警抓獲的涉案人員中，35歲的李翔（化名）是杜其斌所在快遞公司片區負責系統監管的區域經理。
李翔交代，自己作為片區管理人員，職責之一就是公司的安保工作，負責客戶信息安全的保護。
但這位管理者顯然沒有恪盡職守。他不僅沒有及時制止杜其斌買賣客戶信息的行為，還自己做起了買賣客戶信息的生意。
截至案發，李翔給兩個朋友張某和田某發送公民個人信息近萬條，獲利逾萬元。
被警方抓獲后，李翔后悔萬分，作為公司管理人員，他原本有幾十萬元的不菲年薪，現在為了一點小錢觸犯法律，人財兩失，他深感“因小失大”。
新司法解釋出臺打擊此類犯罪于法有據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今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次就打擊侵犯個人信息犯罪出臺《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非法購買和收受公民個人信息的定罪量刑標準以及相關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系統規定。
司法解釋明確了“公民個人信息”的范圍，是指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證件號碼、通訊聯系方式、住址、賬號密碼、財產狀況、行蹤軌跡等。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顏茂昆表示，“列舉以外的個人信息還有很多，司法實踐中要根據司法解釋第一條的規定，把握‘公民個人信息’的要件特征，準確作出判斷。”
對于刑法中“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此次司法解釋也明確規定了十種情形。包括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通信內容、征信信息、財產信息五十條以上的；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記錄、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響人身、財產安全的公民個人信息五百條以上的；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前兩項規定以外的公民個人信息五千條以上的；違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等。
對于那些購買個人信息搞推銷的行為，司法解釋規定，為合法經營活動而非法購買、收受敏感信息以外的公民個人信息，具有利用非法購買、收受的公民個人信息獲利五萬元以上等情形的，應當認定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
記者查閱中國裁判文書網，發現上述案件的犯罪分子僅被判處10個月到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但如果按照新的司法解釋對于“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犯罪分子或將受到嚴厲的處罰。
杜其斌對記者說，自己沒想到事情會這么嚴重，警察找上門以后，他一開始以為“頂多拘留幾天就完事兒”，沒想到觸犯了刑法。他十分后悔。
北京統理律師事務所王紅軍律師告訴記者，以前由于認定標準不夠明確，的確存在量刑偏輕的情況。此次司法解釋對于“公民個人信息”予以明確的列舉，并且非常明確地界定了“情節嚴重”的標準，這些內容，不僅能威懾之前已經存在的犯罪行為，也有助于之后的刑事判決罪責刑的一致性。新的司法解釋出臺以后，有助于司法機關偵查和審判，對于打擊當前社會廣泛存在的泄露、買賣公民個人信息的現象，保護公民個人隱私、構建和諧社會都會發揮積極的作用。
采寫/新京報記者 王婧祎